胡适说过，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其实不是两回事。在某个阶段，只有互相宽容各方互不理解和接受的行为，才可能实现各自行为的一定程度的自由。等过了这个阶段，大家都知道尊重别人的自由了，就不存在什么宽容了。所以胡适说更重要是因为那时候文明程度低。几十年过去了，程度还是不高。

很尊重爱国者。其实不爱国的人很稀少，只不过很多不去强调。前些日子“抵制”的时候，“不爱国”的指责很泛滥。一些特定的消费行为=不爱国，就泛政治化了。跟现在指责一些人捐款少=没人性一样，泛道德也是扣帽子，都是文明程度低的表现，倒也不奇怪。有点奇怪的是记者也热衷这个，谁谁捐多少都成了八卦了，慈善晚会也跟广告招标会似的。

可能还是这个社会人际边界的意识太差，居委会的小脚侦缉队对“辖区”风化事件义愤填膺，本质上，对少捐和不捐的义愤填膺都一样。李敖说女孩们的脑子还是她们奶奶的脑子，现在看来一些年轻人也不自觉地继承着他们所鄙视的小脚侦缉队的惯性。其实对小脚侦缉队和FQ的回答都一样，关你屁事？

道德最好作为要求自己的东西，一旦成了指责别人的棍子，就会象金箍棒那样见风就长没个头。舆论很重要，但是个人最好还是避免成为舆论的一部分。常说“不明真相的群众”，可能“群众”总是不明真相的。

什么时候我们都只关心自己的事，世界就太平了。很多侵犯到我们切身利益的事情，反倒没人较真，还是太不自私，太公了。有人声称：“你可以侮辱我，但不能侮辱我们国家。”就是典型例子。可能也是被教育出来的，心里只有集体，没有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