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个100年前的外国人对100年前的中国人的评价。

中国人从小受到的世界观灌输来源复杂，主食是是孔子和孟子做的，菜是老子和庄子炒的，汤是释迦牟尼煲的，酒水是墨子捐献的，餐具是韩非子赞助的。但是这些供应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虽然说法不一样，有的叫“戒”，有的叫“非X勿X”，有的叫“无为”。

几年前我还在《实话实说》，栏目组要制作节目的宣传品，上面要印些节目定位、口号之类的话，发动大家集思广益。我刚好看到吉米的漫画上有几句很适合，吉米是这样写的：

过去

我总希望自己说的话

又酷又流行

后来

我又希望自己说的话

风趣又幽默

现在

我只希望自己说的话

是自己真正想说的

后来这些被改动了，印在了宣传册上，怎么改动的我也不想说了，总之改得很傻。

前几天去成都出差，一个乞丐从地上拣了1毛钱，他拍拍前面的人的肩问这是你掉的吧。1个积极的北京乞丐完全可以直接收起这1毛钱，但是一个消极的成都乞丐却让我感到乞丐也可以高贵。当时我的手机刚收到新浪头条新闻，XX官员又落马了，于是很感慨。看到那些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VIP们，就知道高贵不高贵和社会地位没关系，和资产没关系。

当年有人问谢安的侄女谢道韫：“既然谢安是一个淡薄的人，为什么后来要出仕呢？”谢道韫想了一下说：“对于我叔叔来说，出仕和不出仕又有什么分别呢？”

所以比消极更重要的是高贵，我们同样敬重高贵的积极呀。

「……儿子是时间给男人的一个不变考验，考验他所看重的一切，终究会被儿子视为愚蠢无稽，而且考验他在世上最爱的这个人，一定会对他有所误解。」

------------《The Rule Of Four》

17年前，我上大二。那一年我遇到了《动物庄园》、《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午的黑暗》，知道了什么是好，从此很少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

13年前，一个朋友送给我一本小说，封面设计很俗，是我一向不怎么看得上的内蒙古出版社出的，小说的名字叫《黄金时代》，作者叫王小波。送我书的朋友在电影学院导演系读研，不久因为奇怪的原因被判了两年，关了起来。

为了缅怀这个犯罪嫌疑人，我翻出这本书来看，第二天，我找所有王小波的作品来看。

13年前，那是我自己的黄金时代，在甘家口百万庄一线，一个接一个的露天小书摊，傍晚时分，路上的人多数进了房子里吃饭，只剩下半绿半黄的树叶，懒懒地散着，风吹过来就动一动。我也象树叶一般，懒懒地一家家筛过去，翻没见过的新书，期待一些小小的新奇和兴奋。对我来说，这就是一次最安全的探险的旅程。

后来，在《三联生活周刊》看到王小波的专栏，于是，每周的《三联生活周刊》成了一种期待。从邮局订等着送到家就没了这点兴奋，一定要去报刊亭。每次拿到新的，都会坐在报刊亭边上7步远的椅子上，直接翻到专栏那一页，读完了再起身离开。

10年前的一天，突然听说王小波去世了。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他，感觉少了一个最好的朋友。这种自作多情在我是极少发生的。

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强烈地感到，我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十年，天干的一个轮回，我从27岁变成37岁。这十年里，我交纳过不少话语的捐税，也明知故犯地把自己搞得很难受过。但我很庆幸，生命里有过这样一位朋友。有很多时候，我觉得他在看着我，露出嘲弄的笑，提醒我，正在经历真实的荒诞，使我惭愧，使我从容一点。我知道，我还在这里生活，而他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不配他。

明天是小波的忌辰，不知道他在哪里，摆弄着什么新鲜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