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公布了CPI数据，一直以来是否已经进入通货膨胀的争论又激烈了。到底达到多少才算通货膨胀，没有确切标准。不要怪我瞧不起中国的经济学界，连“结构性”这样富有中国特色的说法也是高级公务员们提供的。最近看了史景迁先生的《王氏之死》，越发觉得，对中国经济内在规律的了解，搞经济的还不如搞历史的。当然了，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笨，也许是因为他们对这些没兴趣。

不管CPI的数据怎么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感受是直接的。数字游戏也许30年前可以迷惑那时候的人，今天不管用了。真实的生活不是跟数字叫劲。

有朋友告诉我余虹自杀了。我问了一下余虹是谁，然后说：“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死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并没有谴责自己的慈悲心不够，慈悲心也有它的自然规律，不是我让它长它就长的。

昨晚有人说起洪洞县矿难，死了一百多人，我说：“我操！”虽然也一样是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但一下死100多，我就比较动容。如果告诉我说洪洞县矿难死了一个人，我可能也会说：“哦。”

矿难很多次了，一般都会发生阻挠记者采访的事件，目的多半是为了瞒报死亡人数。一方面也许减少赔偿上的支出，主要还是想让责任轻一点儿。

我很理解上级主管部门的感觉，死一个和死一百个肯定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就象我的“哦”和“我操”的不一样一样。一个没死是0，真实的死亡数字是N，双方的工作就是在0到N的区间上叫劲。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上，中国的一些人和日本的一些人在0到300万之间叫劲。

我非常同意和支持在任何问题上还原事件原本的真相，但我也希望人们考虑另外一个思路，就是把0到N的博弈区间划分为两部分，即0到1和1到N。这样的划分会比较务实，比较容易操作。这样划分的伦理依据是，死一个人就已经足够严重了。

拿小日本打比方，假如某日本人没杀过中国人，我们把他称为日本友人，陪他喝酒下围棋赏樱花后商量无息贷款。如果他杀过一个中国人，我们就枪毙他；如果另一个日本人杀过10个中国人，我们就枪毙他10次。这样一来，就知道为什么要把0到N划分为2个区间了。照此规矩，矿难死一个人，判黑心矿主有期徒刑100年，死10个人判有期徒刑1000年，死100人，德华唱道：关丫一万年。

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一很重要，一是有无之间的分界线。

我们的人经常要那个“大”字，其实“屠杀”和“矿难”的说法已经足够严重了，难不成还有什么“小屠杀”和“小矿难”？

所以一些日本年轻人跟我们争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数字是不是300万，我告诉他们，这个争论的意义仅在于证明你们的长辈是禽兽还是禽兽不如，但我仍然尊重一个人争取将自己长辈从禽兽不如向禽兽拉进所做的努力，这至少说明你知道害臊。我们中国的子曰：知耻而后勇。你们在物种进化的进程中还是有一点点希望的。

之前看到管安全生产的政府部门发布今年的目标，其中有矿难死亡人数的指标，是几百还是几千我不记得了。我觉得政府部门公布什么数字都是对人民群众的心理暗示。比如有城市推出限价房，就暗示这是我市房价的铁底。命令开发商不许囤房不售，就是暗示我市房价会继续上涨。同样道理，矿难死亡数字有一个指标，就是暗示死亡人数可以不是0，既然如此，数字的博弈就有了意义。

之前的某个周末，我到通州的宋庄，不是看画展，我没那么俗，是去拜访一位我尊敬的学者朋友。刚刚读完他在安源煤矿调查矿工生活状况后写的一本书，感慨很多。我注意到书里每一个被访者都有名字，这固然是学术规范的要求，但我想到的是洪洞县的那些遇难矿工，没有名字，只是一个个数字。

写到这里，忽然间没了愤怒，没了悲哀，只有一种无力感，只觉得一切都那么没意义，一切都那么不真实，万念俱灰，了无生趣。唉，又来了又来了。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格外多愁善感，我把这叫做大姨夫来了，不完全是因为数字和严肃的社会问题。